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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
  • { 日期:201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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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凝聚全党智慧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邓小平理论,我们应全面准确地去理解。但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却一直存在着,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持续推进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种状况有加重的趋势。这些片面、错误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不争论”、姓“社”姓“资”、解放思想、共同富裕、农村的“两个飞跃”等问题上。本文试从文献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一辨析,以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一、关于“不争论”

提起“不争论”,人们很容易想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那段经典论述:“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改革开放开始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有些人不加分析地对改革的一切具体措施进行争论,非要争出个姓“社”姓“资”来,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在一些不涉及改革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具体措施上“不争论”。其次,之所以提出“不争论”,邓小平考虑的主要是争取时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如果浪费大量时间用于无谓的抽象争论,就有可能再次错失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后,允许看、允许试,“不争论”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人们。实践证明对了的要坚持,错了的要改正,不完善的要进一步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显然是有特定的指向和用意的,并不能由此推出对任何问题都“不争论”的结论。实际上,“不争论”只是邓小平对待意见分歧、观点不一的其中一种态度,他在主张“不争论”的同时,还经常强调“要争论”。

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邓小平主张通过争论、辩论来统一和深化认识。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理论界发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十分关注这场大讨论。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中央有关同志谈话时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形象地将真理标准讨论比作“基本建设”,如果不进行这场讨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因此,“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和肯定,充分表明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允许通过争论来消除分歧形成共识的一贯主张,但是这种争论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其目的是使真理越辩越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总之,邓小平既主张“不争论”,又主张“要争论”。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虽各有所指,却又不可分割,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化,无论是把“不争论”还是“要争论”简单化、绝对化、扩大化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措施、方法问题上,不要陷入无休止的抽象争论中,而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则要同任何违背这一方向和原则的思想、做法争论甚至进行批评和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学术文化领域的问题上,允许、鼓励、提倡通过争论深化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但争论并不是没有限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个前提。无论是“不争论”还是“要争论”,都不过是手段,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平稳健康进行。正确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该“争”的不“争”,需要“争”的必须“争”,这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

二、关于姓“社”姓“资”

这个问题是与“不争论”问题密切关联的。“不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姓“社”还是姓“资”。关于这一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集中谈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里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后面谈话内容的一个根本前提。

接下来邓小平明确回答了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还举了深圳的例子:“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是不问姓“社”姓“资”吗?

综上,邓小平既反对事事问姓“社”姓“资”,也反对事事都不问姓“社”姓“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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